文 | 海若镜
并购交易往往充满惊险，但背后的故事大多不为人知。等到保密期满、可以对外讲述时，历史色调早已褪去，许多细节也随时间流逝而模糊。单伟建将自己亲身参与的几桩交易写成了文字，并购中的矛盾、妥协与进取，终于变得清晰，变成了有具体人物、有你来我往的叙事。
2004年底，单伟建主导的深圳发展银行收购案进入最后阶段，团队却发现了一笔高达15亿元的可疑贷款：资金几乎刚放出，就成了坏账。当时深发展的账面净资本只有40多亿元，这笔贷款占银行资本的1/3。
是谁靠着这笔“又大又差”的贷款获利？始终没有查清。单伟建在书中写道，他们追查到的每个人，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。
这只是深发展收购案中的一段波折。最终这笔收购交易留下了一组亮眼的数据：新桥资本1.5亿美元的初始投资，六年后退出时净套现22.5亿美元，回报率达15倍。
谈判持续了30个月，单伟建曾拒绝了卖方1.5倍账面净资产的报价，但后来却接受了更高的1.65倍；入主后选定的第一位外籍行长，懂得如何经营一家好银行，却没有扭转一家坏银行的经验，最终惊动银监会也不得不换人。
“又大又差”这样的坏账，只是新桥发现的多项不良贷款中的一个。最终他们找到了合适的管理者，调整了薪酬体系，使坏账回收变成了内部“抢手货”。单伟建告诉我们，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，人的作用极其重要。一位优秀的CEO能管好一家坏企业，一位糟糕的CEO能管坏一家好企业。
对人的理解，贯穿了并购谈判和入主改造的全过程。对方在意什么、顾虑什么，哪些条件可以争取、何时需要妥协，直接影响着交易的成败。面对价格分歧，单伟建曾不愿让步，但他的老板大卫·庞德曼却果断决定，指出2500万美元的差价无关紧要，关键是要抓住时机完成交易。
谈判，不必追求极致。要给别人留一些余地，哪怕别人未必愿意给你留。
深发展收购案，是单伟建以私募股权投资人身份重仓中国的标志性起点。交易退出后，他募资25亿美元，共同创立了太盟投资集团（PAG），完成了多起控股型交易，典型例子包括：万达商管、盈德气体、以及后来并入腾讯音乐的海洋音乐等。
如今，多种金融交易正在走向量化，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分析和计算，但一笔复杂并购交易中涉及的力量太多，承诺可能变化，信息总不完整，各方对同一方案的理解常有差异。在僵局中寻找机会，尤其需要人的智慧和想象力。早在2018年，李开复曾把并购专家列为人工智能最难替代的职业之一，如今看来依然如此。
2026年中，我们见到单伟建时，他独自背着一个很重的黑色单肩包，边角已经磨损。他跟我们聊了新书中的故事，也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人工智能。
这位从内蒙古戈壁走出来的投资人，完全不认同“AI末日论”。他写了一篇书评，反驳赫拉利《智人之上》中人工智能可能统治人类的观点。在他看来，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会超越人类智能，但它没有“生存和繁衍需求”，不会产生内在动机或自主意识。
“爱因斯坦在十几岁时，就想象和光一起同步旅行。在他的思想实验中，光并没有以光速移动，与他是相对静止的，就像今天人坐在飞机上，也感觉不出飞机在高速移动。这种想象力，我觉得只有人能拥有。”
对人类智能的信心，也没有让他低估人工智能对商业、社会组织的冲击。年初，因为难以判断人工智能对标的公司的影响，他们选择不投资一家IT服务公司。
至于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的失业潮、极端贫富分化，单伟建对中国的处境更为乐观。他认为中国有能力通过分配制度、社会保障机制来应对技术冲击。
谈话中，单伟建总会把问题带回“人能做些什么”，去应对变化。以下是暗涌Waves与单伟建的对话（经编辑）：
反对AI末日论，但警惕极端贫富分化
暗涌：今年初你写过一篇评论，反驳赫拉利《智人之上》书中提到的“AI末日论”。你认为，AI没有人类那无可替代的想象力，未来也不可能统治人类？
单伟建：我不认同他的主要观点，就是所谓AI末日。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智能，甚至可以统治人类。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
人类智能最基础的东西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，这是智能发展的根本。人类一切活动，都是这个根本需要所决定的。因此，人能设计行为目标。
比如说你我今天坐在一起，是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主决策，这要求人知道自己的存在，有自我意识，及要达到的目标。
AI可以发展到很多方面比人类智能更强，但它不会有自主意志。没有自主意志，就不可能自主设定目标。它所设定的目标，还是人需要它达到的目标。所以它也不可能驾驭人类。
像电影《黑客帝国》里，AI把人奴役了，它设计出的目的是汲取人们类能源。我觉得很荒唐，人类能产生多大能源？（笑）如果AI的能力已经到了那个地步，它完全可以通过核反应堆等去产生能源。所以，所谓AI要驾驭人类的末日，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
暗涌：这更像是科技哲学的思考，你认为AI没有动机。
单伟建：它没有动机、没有目的。它不需要繁衍，也不需要生存，所以我觉得所谓人工智能最后取代人类智能，甚至驾驭人类，是耸人听闻，不可能发生。
我不是写这篇书评时才有这个意见。十几年前，物理学家霍金就有过“AI最终会驾驭人类”的担忧，当时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几年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谈到AI会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，但它不可能驾驭人类，因为它没有想象力。
AI可以更快地达到一个人类设定的目标，它可以引申，但它不可能凭空想象出一个训练数据集中没有的东西。爱因斯坦在十几岁时，就想象和光一起同步旅行，在他的思想实验中，光并没有以光速移动，与他是相对静止的，就像今天人坐在飞机上，也感觉不出飞机在高速移动。这种想象力，我觉得只有人能拥有。
暗涌：目前AI倒没有驾驭人类，但已经对商业世界带来很大影响，比如裁员，很多人焦虑工作会被AI取代。
单伟建：哪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对人类世界带来巨大影响？第一次工业革命，蒸汽机代替人类，没有造成人类灭亡，带来了进一步繁荣。电气化、计算机，同样如此。
但人工智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：财富集中。这已经在美国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它创造了资产万亿的富人，也正让很多人失业（比如谷歌大裁员）。财富分配进一步不均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。
暗涌：失业、极端贫富分化，该怎么应对？
单伟建：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有优势，分配系统不至于如此极端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很大的一个成就是消灭贫穷，让一些人和区域先富起来，先富带动后富。电视剧《山海情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扶贫的一种方式：富裕省份配对扶持较贫穷的省份。这是中国体制才能做到的，美国也有人愿意这样做，但没有从体制层面策划的分配。
暗涌：AI时代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就业岗位了？现在很多公司招聘新人越来越少。
单伟建：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有些人掌握的技术过时了，比如AI取代人写代码。
早年国企改革、关停并转，很多工人下岗，当时国家就设计了再就业训练制度，阶段性保障工人基本工资。并由此，在90 年代初，建立了社保制度，后来设立了全国保障体系。这些制度性的设计，让下岗工人能有再就业机会。
我觉得中国的体制有一定优势，不会在AI大规模取代人的工作后，对失业者不管不顾。而且，现在的社会条件更好，劳动者的自我修复能力、重新训练能力也很强。
暗涌： 具体到太盟投资（PAG）的投资决策，AI正在成为你判断一家公司的关键变量吗？
单伟建：要看什么样的项目。今年年初，PAG团队看过一家印度IT服务公司。印度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、说英文、成本又低的员工，欧美企业普遍会把软件和IT服务外包到印度，这曾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。
当时AI取代编程、IT服务的趋势还不是很明确，在投资委员会上，我们就问：如果AI彻底改变了编程的方式，对这家公司有什么影响？团队请来的几位专家基本都表达了正面影响：比如原来100个人做的事，现在10个人就能做。
但我们进一步想，欧美客户选择印度，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。如果AI比印度劳动力还便宜，客户可能就不需要外包了。他只要告诉AI自己的目的，就能把软件写出来。
所以，AI究竟能帮这家公司提高人效，还是会让客户不再需要它？当时我们无法判断，最终就没有投。考虑到未来退出，如果买家同样无法判断AI对公司的影响、不确定这家公司未来的价值，那谁也不敢买。
我现在觉得，很多软件公司几乎以什么样的价格，都不会有人买，就是尚且难以预料人工智能对它们未来的影响。
谈判不必到极致
暗涌：《金钱博弈：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》里，我第一个印象很深的点是新桥收购深发展时你们关于价格的博弈。新桥认为深发展的合理价格是0.8-1.5倍账面净资产，对方提出1.5倍，你拒绝了，但你复盘“这是一步错棋，差点满盘皆输”。而后大家重回谈判桌，你们最终接受了1.65倍的价格。分歧是如何解决的？
单伟建：当时深发展的账面净资产并不真实，按道理是有资产窟窿，所以我们认为作价1.5倍账面净资产已经是上限。对方就是要1.65倍，我觉得很难接受。但我以前的老板大卫·庞德曼说，差额的2500万美元不是大事、无关宏旨，最关键的是把交易做了。
他教会我，谈判的时候，不能谈到极致，要给别人留一些东西。哪怕别人不见得给你留，但你应该给别人留一点（余地）。
暗涌：类似的取舍，在并购谈判中经常会出现？
单伟建：新桥在出售韩国第一银行时，同时跟渣打银行、汇丰银行谈，两家的报价差1亿多美元，韩国监管机构倾向于出价低的那一家。
1亿美元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是很大的数字。但是在庞德曼看来，这只是一个“四舍五入的差别”，还是要考虑韩国政府的倾向。
直到后来，出价高的那家又大幅提高了报价，差距就很有意义。韩国政府是韩一银行持股49%的股东，价格提高，对他们也有很实质性的影响。最终他们也接受了更高报价。
暗涌：听起来是比较朴素的常识：能够换位思考，要替别人的立场、利益考虑。并购交易中涉及的参与方特别多，大家建立信任的关键是什么？
单伟建：任何信任都需要经过时间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诺千金。言必行、行必果，说话得算数。但别人说话不算数时，你也要能接受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
言而有信，设身处地替别人利益考虑，自然会渐渐建立信任。
暗涌：如果别人反悔，或者不认可你站在他立场上的让步，难免让人不快。你会怎么处理谈判中遇到的纷争？
单伟建：苏东坡讲，“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，我一直想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。前半句我可以做到，但后半句很难。
我在《金钱博弈》里写过一次跟韩国官员谈判的经历，当时谈韩一银行的不良资产作价，我们做出了让步，提出了比应有价格更高的方案，但对方不屑一顾，认为不良资产就是优质资产。这让我不快。但事后一位参与谈判的同事提醒我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工作，不要让它影响个人情绪。
很多事情，站得再高一点、远一点，退而思之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。所以不必把情绪带入谈判。做到“无故加之而不怒”很不容易，我其实做不到，但要尽量做。
暗涌：新桥入主深发展后，改造的过程一开始也很波折，经历了更换行长的风波。此前收购韩一银行时也换过人。控股型并购交易中，新入主的管理者需要更铁腕吗？作为管理学教授，你怎么看管理中的刚柔并济？
单伟建：管理学教授不见得会管理。尤其我教管理学的时候，完全不懂管理（笑）。
私市股权投资收购，成功的几率大于失败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被投企业的管理。
我们的特点在于，收购企业后，会给管理层非常好的激励制度。通过股票期权、共同投资等方式，把双方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，公司和股东赚大钱，管理者也能赚大钱。
同时，我们会和管理层共同制定合理的目标，从100天预算开始，到一年、三年、五年的预算，经董事会批准，用来考核管理层。如果达到或超过预算，股权奖励制度就会给你带来很大利益；如果不能达标，说明能力不够，那就换人。
有些公司发现管理层不行，也没法更替，就凑合下去，公司因此表现不好。我们做收购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当机立断。庞德曼说过，如果该换这个CEO，那他昨天就应该被换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
暗涌：改造深发展时，选择的第一位CEO就没有达到目标。书里评价他“柔性大于刚性”。
单伟建：柔性大于刚性，这是庞德曼的判断，我当初没有这个判断。多谋善断、杀伐果断的掌舵人很难找。首先，你要能想出很多主意，还要能做决断；然后你还要杀伐果断。
我们换掉的那个行长，懂得怎么管好一家银行，但没有扭转改造一家坏银行的经验。他进入一个没有规章制度、一切百废待兴的体制，就无所措手足。他有能力，但不适合在这工作。
这么多年我深刻意识到，人的作用太大了。一个好的CEO，能把坏企业管好；一个差的CEO，也能把好企业管坏。
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
暗涌：现在很多基金投资人不乐于公开表达，但你仍在持续写书、深度输出，动力从何而来？
单伟建：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宏观经济，这也是投资判断必须要做的工作。研究得深入后，有一些心得，就愿意表达出来。
之前三本书，都有特定的书写背景。第一本《走出戈壁》是想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，我们经历了上山下乡、跨越了改革开放，见证了中国巨大的变化，这些值得被记住。
第二本书《金钱博弈》讲述了收购韩国新一银行控股权的内幕，初衷是想填补buyout（控股权收购）行业的文献空白。作为私市股权投资的一部分，buyout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。现在在美国，由私市股权公司控制的企业数量，超过上市公司的两倍。但此前没有一本书能完整记录收购和退出的完整内幕，我恰巧身在其中，经历了全过程，就想弥补这个空白。
最近这本中文版《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》不仅是新桥资本收购深发展的故事，还关系到中国银行体制改革、金融开放，跟欧美成熟的收购市场不同，我觉得其中有很多启发，值得书写下来。
暗涌：这些交易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，但真正了解内幕细节、来龙去脉的人确实不多。
单伟建：媒体报道非常零碎，有很多是猜测，也相当不准确。
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里写：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“醉能同其乐”的人很多，“醒能述以文者”的人并不太多。很多人做并购，恐怕没有兴趣再把过程记录下来。我恰巧有点学术背景，毕竟以前是教书的，所以属于“醒能述以文者”。
暗涌：亲历这些历史，再把它们写下来，你想要“立言”、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痕迹么？
单伟建：没有这么想过。古人讲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还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，我不想这些东西。咱们是微不足道的人。做事，能做就做了；写东西，能写就写了，有兴趣做的事情就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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